忍不住发此一问。

驯兽师用各种信号指示动物作出相应动作，比如，只有打铃了，才给猴子吃东西。久之，可怜的猴子即便饥肠辘辘，也要等到铃响，才想起要吃东西。

我们现在就像一群猴子，等待CPI高涨，来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已经发生。

通常的通货膨胀定义将“物价上涨”和“货币相对贬值”连带在一起。但是，货币主义者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都认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多了，而物价上涨只是其结果——这才是通货膨胀的应有之义。

将物价上涨作为评判通货膨胀的标准有多个漏洞。其中一个就是，忽略了生产效率在提高的事实。在一个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上，物价应该是不断向下的，因为人们的生产效率始终在提高。因此，即便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也可能已经发生，只是多发的货币抵消了生产力的提升而已。如果要算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起码应该以CPI+生产效率增长率——谁还会再说通缩？

回到货币供应本身，今年前5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共增加5.84万亿元，同比多增3.72万亿元——如果不能称之为多，真不知道何以为少。

通货膨胀早已发生，“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所说的“目前还不必担心”“短期内不会出现”的，只是物价上涨而已。

通货膨胀为什么还没有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通货对各行业的渗透不是均速的。周其仁教授在《财经》刚刚发表的“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介绍货币主义“货币似水”（货币增加1倍，总体物价就涨1倍）和奥地利经济学派“货币似蜜”（过多的货币输入，改变了不同资产或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假说。读者如移步一看，自能作出判断。我的理解是，起码在短期，货币似蜜，黏在资产上。

为什么要把物价剥离开，单纯以货币供应量判定当下已是通货膨胀的现实？

上述货币主义者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仅对发行过量货币后果的假说不同，相应地，也对美国大萧条中货币政策的功过评价不一。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提出，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衰退，正是缺“水”所致，而在衰退后继续扭紧“水”龙头，导致衰退期延长，酿成大萧条。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罗斯巴德，则在《美国大萧条》中提出几乎相反的观点：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30年代的大萧条。

罗斯巴德提到的20年代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一种通货膨胀：物价并未明显上升。

从1921年到1929年，货币供给增加280亿美元，增幅61.8％。但是，美国劳工部以1926年为基期的批发物价指数，1921年6月时为93.6，在1929年6月仅稍涨至95.2。

显然，如果罗斯巴德是对的，这种被稳定物价遮蔽的通货膨胀同样可怕。而以这种方式解决经济收缩问题，其结果，就是一次更为深刻持久的衰退。

尽管不很确定，但我觉得通胀政策（不单是旧中国的通胀恶例）是一项“恶政”。如果不能称其为“掠夺性的”，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通胀政策至少让以下两个极其广大的群体受到损害。

首先是9亿农民。一方面，他们本来拥有抵御通胀的最佳资产——土地，但是，农地价格被以产出值低估，即便因为毗邻城市而增值，也无法交易变现，这就是小产权房的尴尬。另一方面，他们的粮食、经济作物，价格被压制在“稳定”水平，即相对资产价格贬值，农民的收入，也相对贬值。

其次是依赖货币工资的工人们。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否定了政府应当垄断货币发行权和中央银行制度。他认为，即便在民主制下，货币当局也可能为特定的利益群体牟利。再退一步说，假设货币官员公正守平，他们也并无此能力，掌控经济活动应有的货币供应量。

警惕政府的各种权力，极为重要的货币发行权，自然也应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