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之后，有人批：“贸易保护主义”，有人体恤：“缺乏经验”。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缺乏知识。

“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2006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晓晔曾如是说。

那天，经济学者薛兆丰问时任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顾问的王晓晔：“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谓的‘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用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于市场竞争、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

薛兆丰的《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一书，提到上述往事。

本文是一篇恶心的读后感：拾人牙慧、借汇源并购案反刍之作。正确的部分，版权属于别人；错且臭的部分，是我消化不良。

我理解，反垄断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它们共有两个特征：一、当其被证明，题目才得以成立；二、很难。　　

反垄断仍可能是假命题

当前的“垄断”概念，杂糅了行政垄断、政府干预这些千夫所指的问题。而纯粹商业领域内的“垄断”及其利弊，还不能看清。根据市场占有率大小，商家从普通竞争者到寡头到垄断者。然而，商家究竟是在越过哪一个百分点之后，就突然面目狰狞起来，变成垄断者的，这背后显然没有足够的研究予以支持。

即便垄断成立，其利弊也有待考察。如果说竞争促成了垄断，那么我很难理解竞争的结果——垄断会是低效率的；如果是政府扶持、欺行霸市促成垄断，那么我们显然不该反垄断，而应该反政府干预，维护市场的合法秩序。

全世界都在反垄断，但被经济学所证明的有效的反垄断举措，也许还没有。反垄断的效果，应以结果论。但是，这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来评价此次否决并购之举，只能将并购被否后的果汁市场与之前的作比——这无疑选错了参照物。但是，我们也无法进行一次对比实验，一边是并购通过组，一边是并购否决组，最后对比消费者所享受的产品和服务。

关于并购，媒体和认识不深者，容易对以“恶意推断”，觉得大鱼吃了中鱼，再吃了小鱼，此后必然滥用其市场地位，谋取暴利。

具体到汇源并购案，论者还容易被高溢价、以及汇源此前的市场地位影响，认定可口可乐的并购行为，是不计代价抢市场。

实际上，并购，是市场经济调整资源配置的常规手段。并购后，原材料、产能、人才、销售渠道这些资源都将重新整合，一般而言，这种整合将使资源利用更有效率，否则何苦要并购？

无论哪一种并购，都是对被并购者的一种惩罚：企业所有者资产权益的兑现，取决于与买家的讨价还价，未来可能的利润亦属他人；企业管理者乃至普通员工，则可能失去奖金、丢掉工作。

主宰商业生态的难度

由于A类青蛙在捕食甲种蚊子方面具有突出能力，因此，A类青蛙不能和捕食乙种蚊子的B类青蛙配种。因为A类青蛙的这种突出能力，很可能传导到捕食乙种蚊子方面，从而导致其他捕食乙种蚊子的青蛙难以存活。

可口可乐欲并购汇源而不得，是否可以上面的文字来描述。

2008年8月中国才开始实行《反垄断法》，中国的反垄断执行部门，可能缺乏知识，无疑缺乏经验。它否决此项全球瞩目的并购，其决策过程，只能大而化之，不能提供细节；其否决理由，只能定性，不能实证。

商业生态对比自然生态，其复杂多变也许有过之。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犯下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此后，才对自然规律有了敬畏之心。在处理商业问题的时候，如果也以造物主的心态自居，重蹈覆辙是必然的。　　

我们对市场经济还不够虔诚

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没有骄傲的资本。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危机背景下，有人倡议中国输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价值观”……诸此种种，反映了中国一副“经济发展标兵”的模样。这也许必须归功于中国的决策者，根据市场经济原理作出的制度调整。但是，具体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市场活跃的缘由，也许正在政府“戏份”的减少。好比一个球技很差的选手，出场时间减少之后，球队的成绩才上去了。

去年，政府推出十大行业振兴规划。大家注意到，汽车行业振兴规划提出，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为什么是90%？为什么是10家以内？这样的比例关系是如何确定的？主管部门私下里，给哪4家企业判了死刑，计划用它们去喂大前10家。

汽车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主管部门，也动辄捏合这家那家，计划培养什么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主管部门，由于大权在握，自身角色认定发生偏差，而且还有想要成为这个行业主宰者的冲动。

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争。而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决不能说毫无责任。太平洋两岸的犯错之后的纠错之举，可能都在强化危机发生的原因。